付费委托他人制作的宣传片被诉侵权，化工公司是否需担责？

某化工公司委托第三方制作的企业宣传片中，因包含3秒来自网络平台的他人作品片段，被权利人诉至法院索赔5万元，某化工公司能否以其委托他人制作为由免除侵权责任？

某传媒公司诉称，其在视频交易平台网站上发表了原创作品《公园放风筝》。2022年2月，被告某化工公司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6分钟品牌宣传片中，在第5分34秒至5分36秒处使用了上述作品片段。某化工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，请求法院判令某化工公司停止侵权、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5万元、在其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。

某化工公司辩称，其不具有侵权故意和行为。涉案宣传片系其于2020年12月委托案外人深圳某传媒公司制作，并依约支付了全部制作费13.7万元。收到原告的侵权通知后，其已立即下架了相关视频并删除了涉诉片段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：某化工公司作为委托制作的企业宣传片的使用者，在宣传片中受委托制作方擅自使用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视频片段时，某化工公司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？某化工公司未经某传媒公司许可，在其宣传片中使用了《公园放风筝》作品片段，并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，使公众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，侵害了某传媒公司对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。但涉案侵权片段来源于某化工公司委托案外人制作完成的宣传片，某化工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，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取得宣传片，且在接到侵权通知后，第一时间联系制作方并主动下架删除涉诉内容。某化工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错，已尽到与其身份和注意能力相符的审慎注意义务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法院采纳某化工公司关于其无主观过错的抗辩，认为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合法来源等抗辩成立虽免除了某化工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，但不改变其行为构成侵权的性质，也不能免除其承担权利人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责任。另，鉴于某化工公司无主观恶意，且已主动停止侵权、删除内容，法院认为要求其在公众号公开致歉并非必要，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法院作出上述判决。

某传媒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。

法院首先明确化工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，核心逻辑是区分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与主观过错的归责作用：

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客观构成：化工公司未经某传媒公司许可，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宣传片中使用涉案作品片段，该行为使公众可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，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“交互式传播”的核心特征，即便侵权片段仅3秒，也不影响侵权行为的客观成立。这一认定严格遵循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，强调侵权行为的客观性，与主观过错无关。

委托制作不免除侵权行为属性：化工公司虽委托第三方制作宣传片，但作为宣传片的使用者和传播者，其是涉案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。委托关系仅存在于化工公司与案外人之间，不能对抗著作权人，也不改变其使用侵权作品并传播的客观事实，故不能以“委托制作”为由否定侵权行为的成立。

法院免除化工公司赔偿责任，核心是认可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，且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符合过错责任归责原则：

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突破与认定：虽《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九条未明确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合法来源抗辩适用范围，但法院结合知识产权体系中该规则的本质，认为其核心是排除无过错中间环节主体的赔偿责任。化工公司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委托制作，支付13.7万元合理对价，宣传片来源合法，无证据证明其与受托人恶意串通或明知侵权，符合合法来源抗辩的核心要件。

合理注意义务的精准判断：法院以“与身份和注意能力相符”为标准，认定化工公司已尽审慎注意义务。作为非专业影视创作企业，化工公司无能力对宣传片每一个片段的著作权归属进行逐一核查，其通过委托专业传媒公司、支付足额费用的方式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；收到侵权通知后立即下架删除内容，进一步佐证其无主观过错，不存在放任侵权的情形。这一判断避免了对非专业主体课以过高注意义务，实现了权利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。

对委托人的警示：委托第三方制作宣传品、影视作品等时，应通过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受托人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，同时要求受托人提供作品权利来源证明；支付合理对价、选择正规合作方，留存合作协议、付款凭证等证据，以支撑合法来源抗辩；收到侵权通知后立即采取止损措施，降低法律风险。

对受托人的警示：作为专业创作主体，负有更高的著作权审查义务，不得擅自使用网络素材，确需使用的应核实权利归属并获得授权；若因自身过错导致委托人陷入侵权纠纷，需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委托人因此遭受的损失，包括维权开支、商誉损失等。

对著作权人的启示：发现侵权行为后应及时固定证据，包括侵权作品传播链接、播放数据等；合理主张维权开支，提供相关费用凭证；区分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，理性提出责任承担诉求，提高维权效率与成功率。

对行业发展的启示：本案裁判引导市场主体在委托创作中规范流程，强化著作权风险防控意识，推动形成“事前约定、事中审查、事后止损”的全链条风险管控模式，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又保障委托创作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。